到上世纪末， 全美已经有3000万以上的产业工人持有了企业股份。

靠着首先完成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英国才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经济强国。到1820 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已经占世界一半，到1850年仍占39％。

为了促进英国毛织业的发展，1614年英国政府完全禁止未加工的羊毛出口。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技术立国，以提高技术水平为主，把不能生产的、生产效率低的产品变成可以生产、生产效率高的产品。不过其引进技术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赶超现代技术。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史上美国发展的例子。在这之前，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他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

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日本社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府和企业高度一致，天天商量、磋商，慢慢往下做。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國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國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國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

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國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國下层階級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國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

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國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

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

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國的城市蔓延。对于中國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國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國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

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如果中國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國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

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

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

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换句话说，中國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國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与此对应，中國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

20多年以来，中國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

检视1990年代中國的财富流向，中國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

与中國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國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

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更为反常的是，中國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在中國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國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國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國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

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國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國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